7年博弈、18场诉讼、3年冻结：

最高院首次完整揭示恶意诉讼的“全链条追责”

曲延兴律师

 

当原代工商将委托方的设计图纸抢注为专利，再以“权利人”身份起诉新代工商并申请财产保全时，这是正当维权还是恶意诉讼？如果六件专利中部分被维持有效，部分被宣告无效，部分案件撤诉，部分案件败诉——这些碎片化的事实能否拼凑出“恶意”的全貌？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869号判决给出了里程碑式的答案：恶意诉讼的认定，不能孤立审查每一场官司，而应将专利申请、权利流转、起诉时机、诉讼行为作为整体评价。本文深度拆解这起历时七年、涉及六件专利、十八场诉讼的典型案例，揭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与赔偿逻辑。

一、裁判要旨

1.恶意诉讼的认定采用“双要件+整体评价”标准。客观上，所提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主观上，起诉人明知上述事实，仍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主要目的提起诉讼。两要件相互牵连，客观缺陷越明显，越能反向印证恶意存在。对于涉及多件专利、多轮诉讼的系列纠纷，应将技术方案产生、专利申请、权利流转、起诉时机、诉讼行为等作为整体进行评价，而非逐件孤立审查。

2.代工竞争场景下的恶意认定。原代工商利用为委托方设计产品的机会，将属于委托方的设计方案抢先申请专利，并在被新代工商取代后，以该专利起诉新代工商及其客户，且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可认定为以打击竞争对手为主要目的的恶意诉讼行为。代工商应当知道其为委托方代工的产品已公开销售，不得以“交付时属于非公开状态”为由回避明知的认定。

3.共同侵权的“全链条穿透”认定。当自然人通过多个关联主体（设计公司、专利持有公司、名义申请人）分工实施恶意行为时，若该自然人为实际控制人且具有共同故意，法院可穿透公司人格界限认定共同侵权，判令各主体承担连带责任。

4.损害赔偿的“三层次”计算规则。恶意诉讼的赔偿范围包括：（1）资金占用损失：财产保全冻结资金的，可按同期LPR与活期存款利率差值计算利息损失；（2）商业机会损失：被起诉人因担心风险扩大而主动放弃的合理订单，其预期利益损失与恶意诉讼存在因果关系的，应予赔偿；（3）合理维权费用：为应对恶意诉讼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等合理开支应予支持，不以胜诉案件为限。

二、基本案情

（一）当事人关系图谱

某甲公司（原告/上诉人）：某丁公司现任代工商，被诉侵权方

某乙公司（被告/上诉人）：某丁公司原代工商，6件涉案专利的最终权利人

某丙公司（台湾地区，被上诉人）：某丁公司原代工商（2015-2018年），某乙公司关联企业

某丁公司（英国）：行车记录仪品牌商，委托代工生产

许某智（被上诉人）：某乙公司、某丙公司实际控制人，6件涉案专利的发明人

陈某（案外人）：某乙公司监事，部分专利的名义申请人

（二）核心事实脉络

第一阶段：设计源于委托，权利归属模糊（2015-2016年）

2015年至2016年间，某丙公司、某乙公司作为某丁公司的代工商，为某丁公司设计并生产212、312系列行车记录仪及配套支架产品。期间，双方通过邮件频繁沟通产品设计方案：

2015年10月，某丙公司向某丁公司发送“N312外观模型图”“N212外观模型图”，这些3D图纸与后续申请的专利技术方案相同。

2016年1月，某乙公司制造完成涉案专利一（GPS吸盘支架）产品并交付某丁公司。

2016年3月，某丁公司在英国公开销售上述产品。

第二阶段：抢注专利，权利流转（2016年）

在产品已公开销售后，许某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开始申请专利：

2016年4月12日，以陈某名义申请涉案专利一（外观设计）

2016年9月12日，以许某智名义申请涉案专利二（实用新型）

2015年10月20日，以许某智名义申请涉案专利三、四（外观设计），专利视图正面突出位置使用了某丁公司的“NEXT**”注册商标

2016年5月，某丙公司将N111/N412设计图交付某丁公司（明知某甲公司将使用该设计），陈某于同月申请涉案专利五、六（外观设计）

第三阶段：代工商更替，诉讼启动（2018年）

2016年5月，某丁公司明确告知某甲公司中标N111/N412项目，取代某丙公司成为新代工商。2018年7月至8月，6件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陆续变更为某乙公司。2018年11月5日，某乙公司首次依据6件专利起诉某甲公司——此时距某甲公司中标仅两年有余。

第四阶段：三轮诉讼，财产保全（2018-2021年）

某乙公司就6件专利先后提起三轮共18件诉讼：

第一轮（2018.11）：起诉后于2019年撤诉

第二轮（2019.12）：起诉后于2020年撤诉

第三轮（2021.3）：起诉并申请财产保全，累计冻结某甲公司资金逾千万元，冻结期限最长逾两年

期间，某乙公司于2020年2月在英国法院向某丁公司书面承诺：不再就涉案产品对某丁公司及其客户提起维权诉讼。

第五阶段：专利相继无效，一审部分认定恶意（2022-2023年）

2022-2023年，涉案专利一、二、三、四相继被宣告全部无效

2022年12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仅认定某乙公司就专利一、二构成恶意诉讼，赔偿30万元；驳回对某丙公司、许某智的请求

第六阶段：二审改判，全链条追责（2025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6件专利均构成恶意诉讼，三被告连带赔偿100万元（全额支持某甲公司诉请）。

三、争议焦点

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集中于三个核心问题：

1.某乙公司依据6件涉案专利提起的18件诉讼及财产保全申请，是否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专利一、二在申请日前已公开销售的事实；专利三、四包含他人商标被无效的后果；专利五、六虽被维持有效但某甲公司是否有权使用；以及三轮起诉、英国法院承诺等行为的整体性质。

2.某乙公司、许某智、某丙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许某智作为实际控制人和发明人，某丙公司作为设计接触方，某乙公司作为诉讼主体，三者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和分工协作？

3.如构成侵权，赔偿范围如何确定？某甲公司主张的100万元损失包括资金占用利息、商业机会损失和维权费用，这些损失与恶意诉讼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法院认定

（一）恶意诉讼的认定：从孤立审查到整体评价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确立了恶意诉讼认定的“整体考量论”：拒绝逐件孤立审查，而将6件专利从技术方案产生、专利申请、授权确权到提起诉讼的全过程作为整体进行评价。

客观要件分析（按专利类型分类）

专利	类型	被认定“明显缺乏权利基础/事实依据”的理由
专利一、二	外观设计+实用新型	某乙公司在申请日前已制造并交付产品；2016年3月产品在英国公开销售，早于专利申请日（2016.4、2016.9）；两件专利因丧失新颖性被宣告无效
专利三、四	外观设计	专利视图正面突出位置使用某丁公司“NEXT**”注册商标；实施专利易致公众混淆；因与在先商标权冲突被宣告无效
专利五、六	外观设计	某丙公司知悉某甲公司中标后仍交付设计文件（以“Mirror”项目为对价），构成事实上的许可；安排陈某申请专利再起诉，悖于诚信原则

主观要件分析——四个维度印证恶意

1.专利技术来源：6件专利均系某丙公司为某丁公司所作设计，某乙公司作为关联代工商明知权利瑕疵。

2.专利申请时机：专利一、二均在产品已公开销售后申请；专利三、四将受托加工中使用的商标纳入外观设计；专利五、六在已交付设计文件、明知他人有权使用后申请。

3.起诉时机与模式：首次起诉恰好发生在某甲公司取代某丙公司成为代工商之后；针对同一批产品三轮18件连续起诉；在英国法院已作书面承诺后仍继续诉讼。

4.诉讼行为本身：在某甲公司对保全提出复议时拒不解封；对关键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却始终不提交己方掌握的相应证据，存在不诚信诉讼行为。

法院结论：“某乙公司依据6件涉案专利针对某甲公司先后三次共提起18件专利侵权诉讼并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意在利用司法程序打击竞争对手，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属于有计划、有预谋实施的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行为。”

（二）共同侵权的认定：全链条穿透

法院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从四个角度认定共同侵权：

1.控制关系：许某智为某乙、某丙公司实际控制人，且系6件专利的发明人（一人包揽全链条）。

2.利用控制权：许某智利用某丙公司获取某丁公司的设计机会，再将专利转至某乙公司名下提起诉讼。

3.分工协作：某丙公司负责设计/代工接触，某乙公司负责提起诉讼，陈某作名义申请人，形成有机分工。

4.共同故意：三者均明知专利权利瑕疵，共同参与了从专利申请到诉讼维权的全链条侵权行为。

（三）损害赔偿的确定：全面赔偿原则

法院采用全面赔偿原则，将损失分为三类并逐一建立因果关系：

损失类型	计算依据	金额
资金占用损失	财产保全实际冻结金额×冻结期间×（LPR-活期存款利率）	约23万元
商业机会损失	某丁公司订单185,000个×单价37.63美元×利润率20%	逾900万元
合理维权费用	18件诉讼的律师费、交通费等	12万元
合计	因某甲公司诉请上限为100万元，全额支持	100万元

商业机会损失的因果关系认定：某丁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下单，某甲公司次日即拒绝（此时6件诉讼已提起）。法院认定，被起诉人因担心侵权风险扩大而主动放弃商业机会，由此遭受的预期利益损失与恶意诉讼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五、裁判结果

二审判决：

1.撤销一审判决；

2.某乙公司、某丙公司、许某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某甲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

3.驳回某乙公司的上诉请求；

4.驳回某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律师分析

（一）本案的规则贡献：恶意诉讼认定的方法论突破

1、“整体评价论”的确立

本案最大的规则贡献在于：最高法明确拒绝“逐件孤立审查”的机械做法。在系列诉讼中，被告往往会辩解：“每次撤诉都有合理理由”“这件专利未被无效”“那件案件正在上诉”——这些碎片化的抗辩在整体评价的视角下将失去说服力。

实务启示：被恶意诉讼困扰的企业，应当全面梳理对方从技术来源、专利申请、权利流转到诉讼行为的全链条事实，而非仅关注单个案件的胜负。法院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全景图”而非“快照”来判断主观恶意。

2、代工竞争场景的特别审查维度

本案涉及典型的代工商更替场景：原代工商利用接触委托方设计的机会抢注专利，再起诉新代工商。最高法明确：对于涉及委托加工关系的，应重点考察起诉人提起诉讼的时机、是否存在打击竞争对手的主观意图。

对代工商的警示：在代工关系中取得的设计方案，申请专利前须审查委托方是否享有使用权或优先受让权。明知产品已为委托方公开销售而申请专利，再以此起诉委托方的新代工商，构成恶意诉讼的风险极高。

3、共同侵权的“穿透式”追责

本案中，许某智通过某丙公司接触设计、通过陈某名义申请专利、通过某乙公司提起诉讼，形成了“流水线式”的侵权链条。法院穿透公司人格界限，认定三者构成共同侵权，实现了对恶意诉讼组织化运作的有效遏制。

实务启示：权利人在维权时，应关注被告方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关联公司、名义申请人等多元主体，考虑主张共同侵权责任，以扩大责任财产范围。

（二）赔偿规则的精细化：三类损失的计算指引

1、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公式

本案首次明确：财产保全冻结资金的利息损失=实际冻结金额×冻结期间×（LPR - 活期存款利率）。这一计算标准既弥补了被冻结方的实际损失，又对滥用保全者形成有效威慑。

操作建议：被冻结资金的企业，应详细记录每一笔冻结的时间、金额、解冻时间，并保留银行流水，作为计算利息损失的依据。

2、商业机会损失的证明路径

本案的突破在于：即使是被迫放弃的商业机会，只要有明确证据（订单邮件、价格文件、拒单原因），且能证明与恶意诉讼存在因果关系，预期利益损失即可获得支持。

证明要点：

一是订单的真实性（采购订单、往来邮件）

二是订单与诉讼的时间关联（下单时间在起诉后）

三是放弃订单的原因（明确表述为担心诉讼风险）

四是损失的计算依据（价格、数量、利润率）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法院采纳了某乙公司在关联案件中主张的“行业最低利润率20%”作为计算依据。这意味着，当事人在一个案件中的陈述，可能在另一个案件中被作为不利证据援引。

3、维权费用的支持标准

一审以“未提交证据”为由驳回12万元律师费请求，二审认为“相对合理”即予支持。这提示法院在恶意诉讼案件中，对维权费用的认定不宜过于严苛，尤其是涉及多件诉讼、多年维权的复杂案件。

（三）给两类读者的实务建议

对法律从业者（律师、法务）

1、证据组织策略。在代理恶意诉讼反诉案件时，应全面收集对方专利的技术来源证据（设计图纸、往来邮件）、公开销售证据（网站截图、销售记录）、权利流转证据（转让协议、登记簿）、诉讼行为证据（起诉状、撤诉裁定、保全申请）。重点是通过时间轴对比，揭示“在先公开-在后申请”“在先许可-在后起诉”等矛盾。

2、共同侵权主张。如对方存在实际控制人、关联公司、名义申请人等多主体，应详细梳理各主体在侵权链条中的角色，主张共同侵权责任。重点关注：实际控制人是否系专利发明人？名义申请人与诉讼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关联公司是否参与了技术接触？

3、损失计算精细化。将损失拆分为资金占用损失（精确计算）、商业机会损失（订单证据）、维权费用（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三类，逐一建立因果关系。不要简单请求“酌定”，而应提供可验证的计算依据。

对企业主、职场人（潜在原告/被告）

1、如您是委托方（品牌商）：

合同条款前置：与代工商合作时，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所有设计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委托方；代工商不得就委托设计的产品申请知识产权；代工商负有保密义务且不得利用委托设计成果为自身或第三方谋利。

权利登记固化：对核心设计，应及时申请专利或著作权登记，避免被代工商抢注。如代工商已抢注，应保留设计过程证据（设计图纸、往来邮件、付款记录），为后续权属纠纷或无效宣告做准备。

代工商更替尽职调查：更换代工商前，应调查原代工商是否持有涉及产品的专利。如发现抢注专利，应在过渡期内启动权属诉讼或无效程序，避免新代工商被诉。

2、如您是代工商（被告风险方）：

接受订单前核查：在接受委托生产前，应要求委托方书面保证其对产品设计享有完整知识产权，并提供权利证明或权属分析。对委托方提供的设计图纸，保留交付记录和权利保证函。

应对恶意诉讼的证据保全：如被诉侵权，应立即保全以下证据：（1）委托方产品在先公开销售的证据（网站、展会、销售记录）；（2）委托方与原告（原代工商）的合作历史证据（合同、邮件、设计图纸）；（3）原告在原代工关系中接触设计的证据；（4）原告在关联案件中的陈述（可作为不利证据援引）。

反诉策略评估：如对方存在“先抢注、后起诉”的情形，应评估提起恶意诉讼反诉的可能性。保留因诉讼被迫放弃的订单证据、财产保全的冻结记录、律师费支付凭证，为索赔做好准备。

结语

(2023)最高法知民终869号判决的价值，不仅在于个案中对恶意诉讼的认定和赔偿，更在于其确立的方法论：面对复杂的技术来源、多变的权利流转、系列的诉讼行为，法院将不再满足于“一案一议”的表层判断，而是通过“整体评价”穿透形式，直击实质。对于企图通过抢注专利、滥用诉权、财产保全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的市场主体，这是一记有力的司法回应；对于被恶意诉讼困扰的企业，这是一份可资借鉴的维权指南。

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的行使与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诚实信用原则始终是衡量这一界限的标尺——无论是专利申请，还是诉讼维权，都应当回归权利保护的本源，而非沦为打击对手的商业工具。

 

本文由专业知识产权团队整理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如遇具体问题，建议咨询专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