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检未告知畸形风险，婴儿出生12天后死亡，

医院为何只赔3.7万？

——从一起“优生优育知情权”纠纷看医疗损害责任认定

曲延兴律师

 

产前检查是守护母婴安全、保障父母优生优育知情选择权的关键防线，一旦医疗机构未尽到充分告知义务，极易引发医疗纠纷。本案中，高龄产妇产检未被充分告知胎儿畸形风险，新生儿出生后夭折，医患双方对赔偿责任、范围激烈争执，历经一审、二审终得定论。本文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4民终58号终审判决为蓝本，拆解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产检告知义务的法律边界、过错认定标准、赔偿范围界定，为法律从业者厘清裁判思路，为医疗机构筑牢风险防控底线，为患者指明维权路径。

一、裁判要旨

1.医疗机构对高龄、羊水过多等高危孕妇，负有更严格的产前检查告知义务，未充分告知转诊、进一步诊断义务，构成医疗过错，侵犯患者优生优育知情选择权。

2.医疗过错与胎儿“不利出生”存在因果关系，但与胎儿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医院无需承担死亡赔偿金。

3.产检告知瑕疵引发的医疗纠纷，赔偿范围限于因抚养残疾儿增加的经济负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不按过错比例折算，由法院酌定。

4.孕妇自身高龄、存在不宜生育的基础疾病，未充分重视产检风险，应承担主要责任，医院承担轻微责任（15%）。

二、基本案情

（一）患者情况：

张某某，高龄产妇，孕期在辽源市妇婴医院建档并定期进行产前检查。其自身患有不适宜生育的传染性疾病。

（二）诊疗过程：

1.产检阶段：2018年5月，张某某在妇婴医院建档产检。期间多次彩超提示“羊水过多”等异常情况。

2.生产阶段：2018年11月25日，张某某在妇婴医院行剖宫产术，娩出一女婴。新生儿被诊断为无耳畸形、歪嘴哭综合症、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等）、早产儿等多种严重疾病。

3.新生儿救治与死亡：女婴在新生儿科住院15天后出院，2天后（2018年12月12日）在家中死亡。

（三）鉴定意见：

1.妇婴医院对张某某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具体为告知不充分）；

2.该过错与“张某某之女不利出生相关不利后果”存在因果关系；

3.建议院方过错在“不利出生”中起轻微作用。

三、争议焦点

本案的二审审理过程中，医患双方围绕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

1.因果关系的认定。医院的告知不充分，究竟是与“新生儿出生即残疾”这一后果有关，还是与“新生儿死亡”这一后果有关？

2.赔偿范围的界定。因医院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究竟是新生儿的“残疾”本身，还是因残疾而给父母增加的“抚养负担”？张某某本人的生产费用是否属于赔偿范围？

3.死亡赔偿金的适用。在患儿死亡原因不明且未尸检，无法证明与医院过错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支持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合理？

四、法院认定

二审法院在审理后，对上述争议焦点进行了清晰的认定：

1、关于因果关系。二审法院采纳鉴定意见，认定医院的过错在于未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侵犯了张某某、侯某夫妇的优生优育知情选择权。该过错导致的“不利后果”是指“不利出生”（即父母在未获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未能选择终止妊娠，从而生育了一个有缺陷的孩子），而非直接导致新生儿死亡。新生儿的死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与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2、关于赔偿范围：

一是应赔偿部分：医院赔偿的，是因过错导致父母抚养一个有残疾的孩子而额外增加的经济负担（如因孩子疾病产生的额外医疗费、护理费等），以及因孩子出生即残疾给父母带来的精神痛苦。

二是不应赔偿部分：死亡赔偿金是生命权受到侵害时的赔偿项目。本案中，孩子的死亡并非由医院过错直接造成，故不予支持。同样，一审中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按15%比例计算的判决被纠正。

三是张某某本人费用：其住院生产费用属于原发病治疗的必要支出，与医院的告知过错无直接关联，但仍属于因“不利出生”这一整体事件而增加的家庭负担，一审酌定按15%赔偿，二审未予调整。

四是关于精神抚慰金：二审法院特别指出，侵犯知情选择权本身就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这种精神损害不适用等价赔偿原则，也不应再按过错比例（15%）计算，而是由法院酌情直接判定为35000元。

五、裁判结果

二审法院判决：

1.撤销一审判决；

2.辽源市妇婴医院赔偿张某某、侯某各项经济损失37441.52元（此金额已扣除了不应赔偿的死亡赔偿金部分，并单独加上了精神抚慰金）；

3.驳回张某某、侯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律师分析

这起案件虽然标的额不大，但其反映出的法律问题和裁判逻辑，对于医疗纠纷的实务操作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都能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

（一）对患者的启示：你的权利是“选择”，而非“完美的结果”

1、明确诉讼请求权基础。在本案中，法院清晰地将“侵犯优生优育知情选择权”与“侵害生命健康权”进行了区分。患者方在起诉时，必须明确自身受到侵害的权利是什么。如果是父母，主张的是“知情同意权”受损，要求赔偿的是因此增加的经济负担和精神痛苦；如果是患儿，主张的是“生命健康权”受损，则需要证明损害（如死亡、伤残）与诊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两种请求权在法律基础和赔偿项目上截然不同。

2、证据固定的关键性。本案中，患者方成功申请了司法鉴定，固定了“医院存在过错”这一核心事实。这是维权的基石。在类似案件中，建议患者方在起诉前或起诉后，立即申请对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参与度进行全面鉴定。

3、对“死亡赔偿金”要有合理预期。很多患者家属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孩子死了，医院有过错，就应该赔死亡赔偿金。但本案表明，如果无法证明死亡与医疗过错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将不会支持该项请求。尤其是在新生儿本身患有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情况下，要求医疗机构对最终的死亡结果负责，举证难度极大。

（二）对医务工作者的警示：告知义务不是走过场，要留下“痕迹”

1、“告知”的深度和广度是审查重点。法院认定医院存在过错的原因是“告知不十分充分”。对于高龄、高危（如羊水过多）的孕妇，医院的责任远不止“做检查”。根据《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对于羊水过多等情形，医师应当建议进行产前诊断。如果没有开展相关项目，更应书面告知患者到有资质的医院进行确诊。仅仅口头告知一句“去上级医院看看”，在法律上很可能被认定为“告知不充分”。

2、书面告知的重要性。本案中，如果医院能提供一份由张某某签署的、明确列明“因羊水过多、高龄，我院已建议进行羊水穿刺等产前诊断，但患者拒绝”的知情同意书，结果可能截然不同。将专业建议、潜在风险、替代方案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并由患者签字确认，是医务工作者保护自身的最有效手段。

3、过错的“指向性”。要理解，法院认定的过错，是指向“未能保障患者的选择权”。因此，即使患儿的畸形是自身因素所致，医院仍可能因在告知环节的疏忽而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意味着，告知环节的合规性，已成为医疗纠纷中一个独立且高风险的风险点。

（三）对法律从业者的提示：精细化区分赔偿项目

本案二审判决堪称精细审判的范本。它启示我们，在代理此类案件时：

1、必须区分“损害后果”。要精准识别，医院的过错到底造成了什么“不利后果”？是“孩子出生”这个事实本身带来的负担？还是“孩子身体状况恶化/死亡”这一后续结果？

2、赔偿项目需对应因果关系。一审将“死亡赔偿金”也纳入15%赔偿范围，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二审对此予以纠正，体现了法律因果关系链条的严格性。在计算赔偿清单时，必须逐一审查每个赔偿项目与被告过错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3、精神抚慰金的独立裁量。二审法院对精神抚慰金未再按过错比例计算，而是给予一个独立、酌定的数额，更符合侵犯知情选择权的特殊侵权性质。这种做法也值得借鉴。

结语

辽源市妇婴医院的这起案件，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医疗纠纷中法律责任的复杂性。它告诉我们，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往往并非“非黑即白”的简单对错题，而是对因果关系、过错程度、赔偿范围进行精细衡量的法律技术题。

对患者而言，维权之路需要冷静、专业的法律规划，明确自己的核心诉求。对医方而言，每一次“告知”都不仅仅是程序，而是关乎法律责任与人文关怀的实质行为。唯有在法律框架内，清晰界定各方的权利与责任，才能让每一次不幸，都转化为推动医疗安全和患者权益进步的力量。

 

本文内容基于公开裁判文书进行法律分析，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复杂，遇有具体纠纷请咨询专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