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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致死，医院只负“次要责任”？
法院判赔61万！40%赔偿比例背后的司法逻辑。
曲延兴律师
医疗纠纷频发，手术并发症是否必然属于医疗风险？医院对术后应激性溃疡的预防、监测与处置，究竟要做到何种程度才不构成过错？本文结合(2025)粤0105民初7356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生效判决，拆解法院对并发症过错、因果关系、责任比例的核心认定逻辑，为法律从业者、医疗机构及患者提供可直接套用的实务指引。本案不仅涉及复杂的医疗技术问题，更触及知情同意权、并发症预防与处理等核心法律争议，对医务工作者、医疗机构及患者群体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裁判要旨
1.医疗机构对高危手术患者负有应激性溃疡术前预防、术后监测、及时处置的高度注意义务，未落实规范用药、未及时内镜排查、处置不积极，构成医疗过错。
2.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经双方共同委托、程序合法，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应作为认定过错、因果关系及原因力的核心依据。
3.患者自身存在手术指征与高危基础疾病，为损害后果主要原因；医疗机构过错提升并发症风险、加重病情，为次要原因，法院酌情判令承担40%赔偿责任。
4.医疗纠纷中，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鉴定费等合理损失应据实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综合酌定。
二、基本案情
原告邓某系死者曾某戊配偶，曾某甲、曾某乙、曾某丙系子女。
2023年6月25日，曾某戊因右肝占位性病变、胃大部切除术后入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住院治疗。
2023年6月27日，医院行腹腔镜下肝病损切除术 + 胆囊切除术 + 腹腔粘连松解术。
术后患者出现呕吐、抽搐、腹痛、腹腔积液，6月30日引流见草绿色积液，7月3日行十二指肠穿孔修补术，术后出现腹腔感染、感染性休克，7月9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尸检：患者系术后并发十二指肠盲端穿孔，继发化脓性腹膜炎致感染性休克死亡。
诉前双方共同委托司法鉴定，意见为：医方存在并发症预防及处理措施欠到位的过错，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原因。
原告遂提起医疗纠纷诉讼，主张各项损失共计约175万元，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三、争议焦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的核心争议点在于：
1.医疗过错认定。被告医院对患者曾某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具体而言，医方在患者术后出现一系列症状时，其诊断思路、并发症预防措施及后续处理是否及时、得当？
2.因果关系判断。如果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最终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3.原因力大小划分。若因果关系成立，医方的过错行为在导致患者死亡这一后果中应承担何种程度的原因力（即责任比例）？
4.知情告知义务的抗辩效力。医方在术前已告知手术存在肠漏等并发症风险，是否足以免除其在本案中的医疗损害责任？
四、法院认定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对上述争议焦点作出了如下认定：
1.鉴定意见的采纳。法院认为，本案委托的司法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和人员具备相应资质。鉴定意见对医方的诊疗行为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医方存在“对应激性溃疡预防措施欠到位（术前未预防性用药、术后用药频率不足）”、“出现腹部体征后未警惕应激性溃疡可能”、“未及时行内镜检查”以及“并发症处理措施欠积极到位”等过错。被告虽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推翻该意见的相反证据，故法院采信该鉴定意见。
2.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认定。法院认定，医方的上述过错行为，客观上增加了患者发生应激性溃疡的风险，并延误了病情的诊断与有效控制，导致病情加重，与患者最终因感染性休克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3.责任比例的确定。法院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复杂性。一方面，患者自身存在肝癌、胃大部切除术后等基础疾病，是诱发应激性溃疡的高危因素，其自身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医方的过错行为亦是损害后果发生和扩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结合鉴定意见认定的“次要原因”，以及医学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局限性和高风险性，法院酌情确定医方对患方的全部合理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
4.知情告知义务的界限。法院的判决实质上明确了，术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不能成为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和规范处置义务的“挡箭牌”。告知风险是履行知情同意义务，但诊疗过程中的高度注意义务、及时准确的诊断与治疗义务是独立且并行的法定义务。
五、裁判结果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某大学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邓某、曾某甲、曾某乙、曾某丙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616721.8元；
六、律师分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其裁判逻辑清晰，对各方均具有深刻的警示与指导意义。
（一）对医疗机构与医务工作者：风险规避的四个核心维度
1、预防措施应“关口前移”，遵循诊疗规范。本案中，医方被认定的第一个过错在于“对应激性溃疡预防措施欠到位”。根据相关诊疗指南，对于存在高危因素（如复杂手术、既往病史）的患者，应在术前即开始预防性用药，且术后用药频率应达标。这警示医疗机构，预防措施的执行必须严格遵循行业公认的诊疗规范和指南，不能仅凭经验或事后补救，否则将构成过错。
2、并发症处理应“积极、及时、规范”。鉴定意见指出医方“并发症处理措施欠积极到位”。当患者出现腹痛、腹胀、腹腔积液等疑似肠漏或穿孔的迹象时，医方应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最直接有效的检查手段（如内镜检查）以明确诊断，而非仅限于观察或保守治疗。在并发症的诊疗上，“及时性”和“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患者的预后，也是法院判断医方是否存在过错的关键点。
3、知情同意书并非“免责金牌”。医方在庭审中反复强调术前已告知肠漏风险。然而，告知风险不等于可以降低处理风险的诊疗标准。知情同意书解决的是患者是否愿意承担“已知风险”的问题，但如果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因自身过错导致“已知风险”的发生或加重，则仍需承担相应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4、病历记录的“证据价值”。鉴定人发现医方在两次手术中对穿孔位置的描述存在差异，并对此进行了询问。这提示我们，病历文书是医疗损害鉴定和诉讼中最关键的证据。任何记录上的矛盾、不精确或逻辑漏洞，都可能成为鉴定机构或法院对医方作出不利推断的依据。
（二）对患者与家属：维权路径与权利认知
1、证据保全是关键。在发生疑似医疗损害事件后，第一时间复印并封存全部病历资料（包括门急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手术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等）是维权的基础。同时，如本案所示，及时进行尸检以明确死因，对于后续的医疗损害鉴定至关重要。
2、借助专业鉴定力量。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核心在于专业判断。单凭患者或家属的质疑，难以在法律上证明医方存在过错。因此，委托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过错鉴定是诉讼中的核心环节。在诉前调解阶段启动鉴定，可以有效缩短诉讼周期，提高维权效率。
3、正确理解“次要原因”的赔偿意义。很多患者及家属会误以为，鉴定意见认定医方过错为“次要原因”，就意味着只能获得少部分赔偿。本案以40%的赔偿比例（远高于“次要原因”通常对应的30%左右）给出了有力的回应。法院在确定责任比例时，会综合考量医方过错的性质（是诊断性错误、治疗性错误还是管理性错误）、对患者损害后果的实际影响、以及患者自身疾病的严重程度。“次要原因”不等于“小比例赔偿”，最终比例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自由裁量。
4、明确可主张的赔偿项目。本案法院支持的赔偿项目非常全面，包括医疗费（自负部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鉴定费等。患者家属应系统性地梳理所有相关支出，并依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提出全面、合法的索赔请求。
结语
本案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医疗纠纷中各方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对于医疗机构而言，严苛的诊疗规范与高度的注意义务是守护患者生命健康、防范法律风险的根本。对于患者及其家庭而言，理解法律程序、善用鉴定机制，是寻求公正、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在医疗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唯有将“法律”与“医学”两套专业话语体系紧密结合，才能最终厘清责任、定分止争，推动医患关系在法治轨道上良性发展。
2026-08-14
